李翱(772～841)，字习之，唐陇西成纪(今甘肃秦安东)人，一说为赵郡(今河北赵县)人。唐朝文学家、哲学家。李翱是唐德宗贞元年间(785～804)进士，曾历任国子博士、史馆修撰、考功员外郎、礼部郎中、中书舍人、桂州刺史、山南东道节度使等职。曾任山南东道节度使职。追随韩愈，曾阐释韩愈关于“道”的观念，强调文以明道 。他还主张反佛 、“复性”，发挥《中庸》“天命之谓性”的思想，主张性善情恶说，认为成为圣人的根本途径是复性。复性的方法是“视听言行，循礼而动”，做到“忘嗜欲而归性命之道”。作《复性书》三篇，论述“性命之源”等问题。他的思想为后来道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其散文平实流畅，富有感情色彩。曾从韩愈学古文，协助韩愈推进古文运动，两人关系在师友之间。李翱一生崇儒排佛，认为孔子是“圣人之大者也”(《李文公集·帝王所尚问》)。主张人们的言行都应以儒家的“中道”为标准，说：“出言居乎中者，圣人之文也；倚乎中者，希圣人之文也；近乎中者，贤人之文也；背而走者，盖庸人之文也。”(《李文公集·杂说》)他尽力维护儒家的伦理纲常，认为“列天地，立君臣，亲父子，别夫妇，明长幼，浃朋友，六经之旨矣”。李翱性格耿直，议论无所避忌。权贵虽“重其学”，而“恶其激讦”，因此，“仕不得显官”。谏议大夫李景俭一度“举翱自代”，后因李景俭贬黜，李翱降任朗州刺史。后李景俭复职，才被召为礼部郎中。重振朝纲的抱负无法实现，他郁愤无处发泄，便去见宰相李逢吉，当面指责他的过失，并提出自己告病回乡。李逢吉并末计较李翱的言行，还上奏让李翱担任庐州刺史。李翱在儒学方面的最大贡献，就在于试图重建儒家的心性理论，其《复性书》三篇为宋代理学家谈心性开了先河，《复性书》三篇，上篇总论“性情”及圣人之关系，中篇言如何修养成圣的方法路径，下篇勉励人们进行修养的努力。李翱的《复性书》，以《中庸》、《易传》为立论的根据，企图建立起儒家的心性论学说。其理论以“去情复性”为旨归，以承仰“孔门四子”(孔子、曾子、子思、孟子)的所谓“道统”自任，以“开诚明”和“致中和”为其“复性”之至义，以“弗虑弗思，．情则不生”为其“复性”之方，以“虚明”变化和参乎天地为致用，以昏昏然“肆情昧性”为可悲，这些思想很多实来自佛学的启迪。但佛教学说对李翱的影响，主要还只是落实在形式、境界、思维方式这些层面上，并没有影响到他最基本的价值判断及价值取向，李翱并没有舍弃传统儒家的精神方向，在他的《去佛斋》、《再请停率修寺观钱状》等文中有十分明确的体现。李翱的心性理论，对后来北宋乃至南宋的理学家都有很大影响，这表现在：其一，他把“性”与“情”分开，认为“性善情恶”，“性”是天授，所以是善的，而其恶是因为被“情”所昏蔽，这一点启迪了后来理学家对“天命之性”和“气质之性”的分野，亦是理学家“天理”、“人欲”之辨的根源。其二，他的“弗虑弗思，情则不生”的所谓“正思”的修养方法，对北宋二程“主敬”的工夫论是产生一定的影响的，也可以认为是南宋朱熹与张拭争论“未发”、“已发”这一“中和”理论的先声。其三，李翱特别重视叫、戴礼记》中的《中庸》一篇，把《中庸》所讲的“性命之学”，看作是孔孟思想之精髓，这也开了宋儒重视《中庸》的风气之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