布衣修史　　明崇祯元年（1628年）出生的姜宸英从小受到其祖辈父辈的影响，以才思敏捷、博闻强记而著名。康熙17年（1678年），在平定三藩之后，清廷为稳定人心，网罗人才，特开博学鸿词科。这是有别于乡试和会试的特殊科制，规定凡学行兼优，文词卓越者，由京官三品以上，各省督抚布按官员推荐，无论是否中过举，都可以参加。当时姜宸英已在翰林院担任纂修明史的任务，对明代的厂卫制度及刑法有其独到的见解，得到了当时主持明史修编的内阁大学士、刑部尚书徐乾学和翰林学士叶方霭的赏识。徐乾学把明史稿进呈御览后，康熙大加赞赏，说姜宸英与另两位修史的人员朱彝尊、严绳孙是海内三布衣。开创了有清以来 “布衣修史”的先河，叶方霭更是竭尽全力，荐举姜宸英参加博学鸿词科。然而，这场恩科并未改变姜宸英的命运，最后还是名落孙山。在叶方霭的极力推举下，姜宸英才正式列为修编明史的人员，领取相当于七品官员的俸禄。　　交契容若　　在完成《明史》的编修任务后，清廷又开始了《一统志》的编修。主持这一编修任务的是左都御史徐元文。因徐元文是徐乾学之弟，故姜宸英仍有机会出入尚书府第，并在徐乾学的荐引下，结识了虽年轻而在文坛已享有盛名的纳兰性德。纳兰性德是满族正黄旗人，其父纳兰明珠是当朝首辅，权倾朝野，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。出人意料的是，纳兰性德这位八旗子弟并没有醉心于权术，却对发轫于中原的古典诗词产生了极大的兴趣。纳兰性德凭借其对艺术领悟的天性和聪颖绝伦的资质，在对汉文化的自觉吸收与再造过程中，把明末以来已趋向颓废的词的创作，再次推向了兴盛。他在遍览了唐宋名家的词作之后，认为 “花间之词如古玉器，贵重而不适用；宋词适用而少贵重；李后主兼有其美，更绕烟水迷离之致。”他的这种审美情趣为他的词创作奠定了一个基调，那就是抒发个性的激情与展现才华的禀赋相结合，从而成就了他饮誉中原大地的艺术高峰。　　姜宸英性情孤傲，纳兰性德虽出身贵族，却主张个性的张扬，这是他与姜宸英在交往中得以沟通的重要前提。除了姜宸英外，还有当时的一些名流如梁佩兰，顾贞观，吴天章，朱彝尊等人经常聚会欢宴，吟诗填词，他们避开官场的争斗角逐，以词牌唱酬作桥梁，既咏叹明亡清兴的无奈，又注重彼此间以文会友的情谊，创作了一大批被后人认为是清新秀隽、自然超逸的传世之作。须知道，这类词作的问世和流传，是冒有极大风险的。这是因为，当时的时局虽渐趋稳定，但还是有不少晚明遗民打着 “反清复明”的旗帜，暗中积极活动，不肯受制于清廷。也许是纳兰性德的特殊身份，也许是康熙忙于政务，没有空暇去过问这些文人的活动，使他们的词作在流传后并没有带来严重的后果。　　纳兰性德自幼学习射骑，文武兼备，自16岁中进士以后，就被授予三等侍卫，不久又升迁一等。就是这么个仕途通达，灵性十足的贵胄子弟，却偏偏与康熙所推行的文化政策格格不入，这使得他的许多宏伟抱负难以实现，于是就有了 “向樽前，拭尽英雄泪”， “遇酒须倾，莫问千秋万岁名”， “不知何事萦怀抱，醒也无聊，醉也无聊”，等弃世嫉俗的作品。这种郁郁不得志的心态与当时姜宸英的处境十分相似，这也许就是两人成为莫逆之交的环境因素。　　康熙24年 （1685年），纳兰性德在与姜宸英，朱彝尊、顾贞观等人聚会豪饮后，又作了 《夜合花》一词，词完便猝然而逝，年仅31岁。挚友的突然病故，使姜宸英悲痛欲绝。一连几天，他茶饭不思，泪涕滂沱。为表示哀悼，他专门写了一篇祭文，以寄托哀思。 “我常对客欠伸，兄不余傲，知我任其真；我时谩骂无问高爵，兄不余狂知我疾恶；激论事，眼瞪舌，兄为抵掌助之叫号。”这是姜宸英与纳兰性德交往的真实写照。也可见两人友谊非同一般。为纪念这位年青的故友，姜宸英与几位文友把纳兰性德的词作加以搜集整理，编印成册，取名为 《纳兰词》，后来一并入 《通志堂集》。　　入仕罹难　　康熙三十六年（1697年）得中进士，并在殿试中还得了第3名，被康熙授予翰林院编修，这时，他已是一位白发皓首的七旬老翁了。康熙三十八年（1699年），任副主考官，是科发榜后，物议沸腾，当时落第士子戏称：“老姜全无辣味，小李大有甜头。”因科场案牵连，十一月丁酉（初三日），被江南道御史鹿祐弹劾，姜宸英与李蟠入狱，宸英饮药自尽，死于狱中。死前自拟挽联：“这回算吃亏受罪，只因入了孔氏牢门，坐冷板凳，作老猢狲，只说是限期弗满，竟挨到头童齿豁，两袖俱空，书呆子何足算也；此去却喜地欢天，必须假得孟婆村道，赏剑树花，观刀山瀑，方可称眼界别开，和这些酒鬼诗魔，一堂常聚，南面王以加之耳。”不久康熙得知浙江宁波考生姚观确有文才，下旨释放姜宸英，追回被充军的李蟠。康熙得知宸英已于狱中自尽，痛惜咨嗟不已。 　　二十岁赴科场，七十岁钦点探花，这条路走了整整半个世纪。然而，高中探花仅二年，就因顺天乡试案被牵连，自杀狱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