路温舒

路温舒
西汉著名的司法官。字长君,钜鹿人(钜鹿,在今河北南部,路温舒系河北广宗人)。信奉儒家学说。起初学习律令,当过县狱吏、郡决曹史;后来又学习《春秋》经义,举孝廉,当过廷尉奏曹掾、守廷尉史、郡太守等职。宣帝即位,他上疏请求改变重刑罚、重用治狱官吏的政策,主张“尚德缓刑”,“省法制,宽刑罚”。他认为秦朝灭亡的原因,是法密政苛,重用狱吏。汉承袭秦朝这一弊政,必须改革。他还反对刑讯逼供,认为刑讯迫使罪犯编造假供,给狱吏枉法定罪开了方便之门。他在奏疏中还提出废除诽谤罪,以便广开言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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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平

  巨鹿人,无论在当时或在后世,都默默无闻,他只不过是司法部(廷尉)一名低级的总务官(廷尉史),但也正因为身在司法部任职,所以比普通人了解的更为深刻。纪元前六七年,司马迁受腐刑已三十二年,他给当时的皇帝刘病已上了一份奏章,暴露司法的黑暗。

  路温舒经此事被迁为广阳私府长,后又以文才受赏识迁为右扶风丞。当时朝廷号召公卿出使匈奴,路温舒表示自己愿意去塞外像仆役一样效劳,但辽将军范明友、太仆杜延年审议后认为他的言论不适当,没有同意而遣返。

  后路温舒迁任临淮太守,治理地方有出众表现,最后在任上去世。他的子孙也多做到牧守级大官。

  路温舒跟从祖父学习过天文历数,认为汉朝命运以三七计,为二百一十年,为此上书预言过。王莽篡位之际,为了给取代汉朝造势,刊发过这些理论。

典故

司法裁判认识  他说:“司法裁判,是国家大事,处死的人不能复生,砍断的手足不能复续。《书经》上说:‘与其杀一个无罪的人,宁可放掉一个有罪的人。’可是,今天的司法裁判,却恰恰相反。法官们上下勾结,刻薄的人,被称赞为廉明。残忍的人,被称赞为公正。主持正义、昭雪冤狱的人,却有被认为不忠贞的后患。所以,法官审讯案件,非致人于重刑不可,他对囚犯并没有私人恩怨,只是用别人的自由和生命,来保卫自己的自由和生命而已。他必须把别人陷入重刑,他才可以获得安全。”

  路温舒又说:“于是,死因所流的血,盈满街市。其他处刑的囚犯,更比肩相连。遇到行刑日子,每次都杀万人以上,诚感可哀。”

冤狱原因  路温舒指出造成冤狱的原因在于口供主义,他说:  “人之常情,安乐时愿意活下去,痛苦时则求早死。苦刑拷打之下,要什么口供就会有什么口供。囚犯不能忍受酷刑的痛苦,只好照着问案人员的暗示,捏造自己的罪状。问案人员利用这种心理,故意把囚犯的口供引导到犯罪的陷阱。罪状既定,唯恐怕还有挑剔之处,就用种种方法,把口供修改增删,使它天衣无缝,每字每句都恰恰嵌入法律条文之中。锻炼完成之后,写成公文书,即令上帝看到,也会觉得这个囚犯死有余辜。因为陷害他的都是法律专家,显示出的罪状是太明显了。”

相关建议  路温舒建议改革。皇帝刘病已的反应是,下一道诏书,命全国法官办理案件时要宽大公平。仅靠行政命令当然不能改受悠久传统,因为冤狱与酷刑,是无限权力政治制度下的产物,此种制度存在一日,冤狱与酷刑存在一日。像司马迁、周亚夫、颜异,事实上任何法官都救不了他们。但路温舒的奏章,使我们发现中国人权所受的蹂躏,自古就没有有效的保护。这份奏章,是中国最早争取人权的呼声,虽然很温和,很微弱,而且又没有收到任何效果。  ——摘自柏杨《中国人史纲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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尚德缓刑书

汉昭帝逝世,昌邑王刘贺被废黜,汉宣帝刘询刚刚登上皇位。

路温舒呈上奏书,奏书说: 昭帝崩,昌邑王贺废,宣帝初即位,路温舒上书,言宜尚德缓刑。

其辞曰: “臣闻齐有无知之祸,而桓公以兴;晋有骊姬之难,而文公用伯。

近世赵王不终,诸吕作乱,而孝文为太宗。

由是观之,祸乱之作,将以开圣人也。

故桓、文扶微兴坏,尊文、武之业, 泽加百姓,功润诸侯,虽不及三王,天下归仁焉。

文帝永思至德,以承天心,崇仁义,省刑罚,通关梁,一远近,敬贤如大宾,爱民如赤子,内恕情之所安而施之于海内,是以囹圄空虚,天下太平。

夫继变化之后,必有异旧之恩,此贤圣所以昭天命也。

“往者,昭帝即世而无嗣,大臣忧戚,焦心合谋,皆以昌邑尊亲,援而立之。

然天不授命,淫乱其心,遂以自亡。

深察祸变之故,乃皇天之所以开至圣也。

故大将军受命武帝,股肱汉国,披肝胆,决大计,黜亡义,立有德,辅天而行,然后宗庙以安,天下咸宁。

臣闻《春秋》正即位,大一统而慎始也。

陛下初登至尊,与天合符,宜改前世之失,正始受命之统,涤烦文,除民疾,存亡继绝,以应天意。

“臣闻秦有十失,其一尚存,治狱之吏是也。

秦之时,羞文学,好武勇,贱仁义之士,贵治狱之吏,正言者谓之诽谤,遏过者谓之妖言,故盛服先王不用于世⒅,忠良切言皆郁于胸,誉谀之声日满于耳,虚美熏心,实祸蔽塞,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。

方今天下,赖陛下恩厚,亡金革之危、饥寒之患,父子夫妻戮力安家,然太平未洽者,狱乱之也。

夫狱者,天下之大命也,死者不可复生,绝者不可复属。

《书》曰:“与其杀不辜,宁失不经。

”今治狱吏则不然,上下相驱,以刻为明,深者获公名,平者多后患。

故治狱之吏,皆欲人死,非憎人也,自安之道在人之死。

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,被刑之徒比肩而立,大辟之计岁以万数。

此仁圣之所以伤也。

太平之未洽,凡以此也。

夫人情安则乐生,痛则思死,棰楚之下,何求而不得?做囚人不胜痛,则饰词以视之,吏治者利其然,则指道以明之,上奏畏却,则锻练而周内之;盖奏当之成,虽咎繇听之,犹以为死有余辜。

何则?成练者众,文致之罪明也。

是以狱吏专为深刻,残贼而亡极,媮为一切,不顾国患,此世之大贼也。

故俗语曰:“画地为狱议不入;刻木为吏期不对。

”此皆疾吏之风,悲痛之辞也。

故天下之患,莫深于狱;败法乱正,离亲塞道,莫甚乎治狱之吏,此所谓一尚存者也。

” “臣闻乌鸢之卵不毁,而后凤凰集;诽谤之罪不诛,而后良言进。

故古人有言:“山薮臧疾,川泽纳污,瑾瑜匿恶,国君含诟。

”唯陛下除诽谤以招切言,开天下之口,广箴谏之路,扫亡秦之失,尊文武之德,省法制,宽刑罚,以废治狱,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,永履和乐,与天亡极,天下幸甚。

” 上善其言。

尚德缓刑书

汉昭帝逝世,昌邑王刘贺被废黜,汉宣帝刘询刚刚登上皇位。

路温舒呈上奏书,奏书说: 昭帝崩,昌邑王贺废,宣帝初即位,路温舒上书,言宜尚德缓刑。

其辞曰: “臣闻齐有无知之祸,而桓公以兴;晋有骊姬之难,而文公用伯。

近世赵王不终,诸吕作乱,而孝文为太宗。

由是观之,祸乱之作,将以开圣人也。

故桓、文扶微兴坏,尊文、武之业, 泽加百姓,功润诸侯,虽不及三王,天下归仁焉。

文帝永思至德,以承天心,崇仁义,省刑罚,通关梁,一远近,敬贤如大宾,爱民如赤子,内恕情之所安而施之于海内,是以囹圄空虚,天下太平。

夫继变化之后,必有异旧之恩,此贤圣所以昭天命也。

“往者,昭帝即世而无嗣,大臣忧戚,焦心合谋,皆以昌邑尊亲,援而立之。

然天不授命,淫乱其心,遂以自亡。

深察祸变之故,乃皇天之所以开至圣也。

故大将军受命武帝,股肱汉国,披肝胆,决大计,黜亡义,立有德,辅天而行,然后宗庙以安,天下咸宁。

臣闻《春秋》正即位,大一统而慎始也。

陛下初登至尊,与天合符,宜改前世之失,正始受命之统,涤烦文,除民疾,存亡继绝,以应天意。

“臣闻秦有十失,其一尚存,治狱之吏是也。

秦之时,羞文学,好武勇,贱仁义之士,贵治狱之吏,正言者谓之诽谤,遏过者谓之妖言,故盛服先王不用于世⒅,忠良切言皆郁于胸,誉谀之声日满于耳,虚美熏心,实祸蔽塞,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。

方今天下,赖陛下恩厚,亡金革之危、饥寒之患,父子夫妻戮力安家,然太平未洽者,狱乱之也。

夫狱者,天下之大命也,死者不可复生,绝者不可复属。

《书》曰:“与其杀不辜,宁失不经。

”今治狱吏则不然,上下相驱,以刻为明,深者获公名,平者多后患。

故治狱之吏,皆欲人死,非憎人也,自安之道在人之死。

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,被刑之徒比肩而立,大辟之计岁以万数。

此仁圣之所以伤也。

太平之未洽,凡以此也。

夫人情安则乐生,痛则思死,棰楚之下,何求而不得?做囚人不胜痛,则饰词以视之,吏治者利其然,则指道以明之,上奏畏却,则锻练而周内之;盖奏当之成,虽咎繇听之,犹以为死有余辜。

何则?成练者众,文致之罪明也。

是以狱吏专为深刻,残贼而亡极,媮为一切,不顾国患,此世之大贼也。

故俗语曰:“画地为狱议不入;刻木为吏期不对。

”此皆疾吏之风,悲痛之辞也。

故天下之患,莫深于狱;败法乱正,离亲塞道,莫甚乎治狱之吏,此所谓一尚存者也。

” “臣闻乌鸢之卵不毁,而后凤凰集;诽谤之罪不诛,而后良言进。

故古人有言:“山薮臧疾,川泽纳污,瑾瑜匿恶,国君含诟。

”唯陛下除诽谤以招切言,开天下之口,广箴谏之路,扫亡秦之失,尊文武之德,省法制,宽刑罚,以废治狱,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,永履和乐,与天亡极,天下幸甚。

” 上善其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