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首《临江仙》词大概是在公元1135年（宋高宗绍兴五年）或1136年（绍兴六年）陈与义退居青墩镇僧舍时所作，当时作者四十六或四十七岁。陈与义是洛阳人，他追忆起二十多年前的洛阳中旧游，那时是徽宗政和年间，当时天下太平无事，可以有游赏之乐。其后金兵南下，北宋灭亡，陈与义流离逃难，备尝艰苦，而南宋朝廷在南迁之后，仅能自立，回忆二十多年的往事，真是百感交集。但是当他作词以抒发此种悲慨之时，并不直抒胸臆，而且用委婉的笔调唱叹而出（这正是作词的要诀）。上片是追忆洛中旧游。午桥在洛阳南，唐朝裴度有别墅在此。“杏花疏影里，吹笛到天明”二句，的确是造语“奇丽”（胡仔评语，见《苕溪渔隐丛话后集》卷三十四），一种良辰美景，赏心乐事，宛然出现词人心目中。但是这并非当前实境，而是二十多年前浩如烟海的往事再现而已。刘熙载说得好，“陈去非……《临江仙》：‘杏花疏影里，吹笛到天明’，此因仰承‘忆首’，府注‘一梦’，故此二句不觉豪酣转成怅悒，所谓好在句外者也。”（《艺概》卷四）下片起句“二十馀年如一梦，此身虽在堪凉。”一下子说到当前，两句中包含了二十多年无限国事沧桑、知交零落之感，内容极充实，运笔也极空灵。“闲登小阁”三句，不再接上文之意进一步抒发悲叹，而是直接去写，作者想到国家的兴衰自己的流离失所，于是看新晴，听渔唱，将沉重悲愤的情感转化为旷达之情。

　　这首词节奏明快，浑成自然，如水到渠成，不见矫揉造作之迹。张炎称此词“真是自然而然”（《词源》卷下）。然“自然”并不等于粗露浅显，这就要求作者有更高的文学素养。彭孙遹说得好，“词以自然为宗，但自然不从追琢中来，亦率易无味。如所云绚烂之极仍归于平淡。……若《无住词》之‘杏花疏影里，吹笛到天明’，自然而然者也”（《金粟词话》）。

　　陈与义词作虽少，但却受后世推重，而且认为其特点很像苏东坡。南宋黄升说，陈与义“词虽不多，语意超绝，识者谓其可摩坡仙之垒也。”（《中兴以来绝妙词选》卷一）清陈廷焯也说，陈词如《临江仙》，“笔意超旷，逼近大苏。”（《白雨斋词话》卷一）陈与义填词时是否有意模仿苏东坡呢？从他的为人，诗作可以看出，他并不是有意模仿，而是感情的自然抒发。陈与义作诗，近法黄（庭坚）、陈（师道），远宗杜甫，不受苏诗影响。至于填词，乃是他晚岁退居时的遣兴之作，他以前既非专业作词，所以很不留心当时的词坛风气，可见并未受其影响。譬如，自从柳永、周邦彦以来，慢词盛行，而陈与义却未作过一首慢词；词至北宋末年，专门雕饰，有矫揉造作之感，周邦彦是以“富艳精工”见称，贺铸亦复如是，而陈与义的词独是疏快自然，不假雕饰；可见陈与义填词是独往独来，自行其是，自然也不会有意学苏（东坡）的。

　　不过，他既然擅长作诗，晚岁填词，运以诗法，自然也就会不谋而合，与苏相近了。以诗法入词，固然可以开拓内容，独创新意，但是仍必须保持词体本质之美，而不可以流露出直粗疏，失去词意。苏东坡是最先“以诗为词”的，但是苏词的佳作，如《卜算子》（缺月挂疏桐）、《水调歌头》（明月几时有）、《永遇乐》（明月如霜）、《洞仙歌》（冰肌玉骨）、《八声甘州》（有情风万里卷潮来）、《虞美人》（乳燕飞华屋）诸作，都是“如春花散空，不著迹象，使柳枝歌之，正如天风海涛之曲，中多幽咽怨断之音”（夏敬观手批《东坡词》，转引自龙榆生《唐宋名家词选》）。评词者不可不知此意也。

　　这首词大概是在公元1135年（宋高宗绍兴五年）或六年陈与义退居青墩镇僧舍时所作，时年四十六或四十七岁。北宋灭亡，陈与义流离逃难，艰苦备尝，而南宋朝廷在播迁之后，仅能自立，他回忆二十多年的往事，百感交集，不禁感叹今昔巨变，写下了这首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