由于他自己早年生活穷困，颠沛流离，后又屡遭贬谪，长期任地方卑官，对社会现实体察甚深，因而对劳苦百姓的关心也颇切，如在《劳歌》一诗中对那些“筋骸长彀”、“半衲遮背”的“负重民”以怜悯；在《和晁应之悯农》一诗中对那些“夜为盗贼朝受刑”的“南山壮儿”以同情等等，等等。也正因为其“哀哉天地间，生民常苦辛”(《粜官粟有感》)的悯农意识，才使他在政治观点上追随苏轼，反对王安石的“变法”，而在实践中则主张富国强民，改革弊政，以减轻人民负担，这与司马光等人纯粹的因循守旧乃是有着本质区别的。与此同时，面对辽、夏对北宋的侵凌，他也积极主张开边御敌，建立奇功。他的《少年行》、《昭陵六马》、《听客话澶渊事》等无不洋溢着一股勃郁的爱国主义精神，读来令人感奋不已。